郑师渠在《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一文中集中探讨了学衡派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学衡派提出中国史学循双轨发展，即普及与提高并重，通史与专史并举的构想，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提出的诸如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和倡言建立全国性的史学团体加强统筹规划等等具体见解，不乏创意；更主要的还在于学衡派得风气之先，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
蔡乐苏在《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从当时中国的政象入手讨论严复排拒卢梭的用意，他认为在严复的心目中，康、梁是志同道异者，严对康、梁有赞赏，有客观评论，但更多的是批评讽劝。为不使顽固守旧者有隙可乘，他对康、梁的批评，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言辞相当苛锐，而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则多以批评卢梭的方式婉转讽劝，以引起康、梁的警觉。
法国著名汉学家巴勒蒂在《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详细地描写了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历史，进而指出大学堂的科学教育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科学并不与西学相等同，科学教育被当做是同属中学和西学、本身不能分割的一门学问；实行专业分科，而在每一科内部，又实行基础知识与应用技术的结合。这两个特点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正是当今关于科学认识论及科学教学论的最先进的观点，可惜的是，辛亥革命后，它们被人遗忘了，或者被大大冲淡了。
1897年11月发生的胶州湾危机交涉的结果是德国占据胶州湾，俄国占领旅大，英法等国援引最惠国条件各有所获，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作为位极人臣的大学士李鸿章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孔祥吉的《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利用翁同借龠禾后人保存的未刊清人信札与档案文件，揭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真相：李鸿章不是想着为清廷，为自己的祖国谋利益，而是一步一步地围绕俄国的布署，对同僚欺骗恫吓，以至于全部达到俄国人的目标。该文进而断言，以往认为只有孤证的李鸿章接受俄国巨额贿赂一事应是确有其事的。
王彦辉在《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官吏“弃官”作为一种法律之外的政治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习惯法倾向，它出现于春秋战国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是士人追求政治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产物。秦汉专制君主制建立后，这种去职求高、追求名节的行为，又蜕变为各级官吏沽名钓誉、逃避罪责的一种手段。探讨汉代的“弃官”，有助于把汉代人事管理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还可以加深对古代政府官员习惯法特权的危害性的认识。
 |
